内容来源：中国中医药报；记者：李芮
他是澳门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他的手中，中医药与现代科技巧妙融合，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耀眼光彩——“心急如焚！”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中国工程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校长刘良分外忧心。他忘不了17年前SARS在香港肆虐时的场景，转瞬即逝的生命、刺鼻的消毒水味与民众的恐慌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当时身为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的他，努力向特区政府呼吁中医药参与一线救治工作，却最终只能为康复患者提供中医药服务。这一次，中医药不能再等了。“建议将中药复方汤剂纳入常规治疗，中医药一定要早期介入，越早越好！”刘良先后四次通过中国工程院提出建议，要求推动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中医药科研攻关等工作。身先士卒，他担任了广东省珠海市新冠肺炎中医救治专家组顾问，同时，他的团队也开始紧锣密鼓地作战，在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新冠肺炎开展药物筛选工作。“这回，中医药上了‘主战场’。”看到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切实疗效被社会广为认可，刘良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医学太神秘，也太珍贵了”“医学不是简单的纯科学，而是充满爱心的、崇高的艺术。中西医是不同的医学体系，它们都有各自的美丽之处，我像做雕刻艺术一样，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热爱它们。”艺术，是刘良谈及中医药时说得最多的词。作为澳门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良自然有与众不同之处。在中医药领域伏案数十年，他不仅能信手拈来《黄帝内经》中晦涩难懂的中医哲学思想，也能将“分子、靶位、微生态”等现代医学理论讲得头头是道。与其说他是一位学者和医者，不如说他更像一位将质朴的中医药与精深的现代科技巧妙融合的“艺术家”。在中医药科研领域，他的“艺术成就”颇丰，抗关节炎中药制剂品质控制与药效评价方法的创新及产品研发等科研项目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教育部自然科学奖，SCI英文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200余篇。不仅如此，他还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项目顾问和专家组主席，有力推动中医药现代化、标准化和国际化发展。把时间拨回43年前。没人能想到，那时，这位“艺术家”每天背着药箱奔走在田间地头，在家乡湖南常德的一个小村庄里，忙忙碌碌地做着赤脚医生。“感恩当时湖南医学院下乡的一对教授夫妇，他们来到镇卫生院，我就跟着男方贾老师学了半年西医内科。”刘良回忆，那段时间，他跟着老师出诊，看到患者从生命的危急关头被平安救回，他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对医学的热爱，感到医学太神秘，也太珍贵了。刚开始独当一面看诊时，不到18岁的刘良心里很不踏实，有一次在给发烧的孩子用药后，甚至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跑去孩子家里查看病情是否有好转。对刘良来说，对待患者从没信心到胸有成竹的成长过程并没有诀窍，只有对临床的坚守，这段经历也对他的从医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在临床第一线，每周都要坐诊。如果因为其他事务耽误了，我也一定会为病人调整时间看诊。我有很多风湿免疫病的病人，刚开始的时候无法站立，只能坐轮椅，而通过我的治疗，他们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感到很欣慰、很踏实。”刘良认为，医生是不能离开临床的，只有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才能让他感到心中有数。在做赤脚医生期间，刘良并没有接触过中医药，但四年的实践让他认识到了医学的局限性。“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大量的病人，对于一部分病人来说，西医诊治是无能为力的，我非常想找寻到更有效的办法。”20岁，是刘良命运的分水岭。这一年，他赶上了恢复高考，他的目标是考上湖南医学院。“那天，我还在地里干活，我父亲隔着老远就边跑边喊我的名字，他高兴地告诉我：‘刘良！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刘良对当时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他兴奋地拆开信封，却发现录取通知书上写着的并不是熟悉的湖南医学院，而是一所远方的陌生院校——广州中医学院。自此，从湘江到珠江，刘良一路南下，“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中医道路。“时刻谨记为科学留有余地”踏上西医路，又入中医门。中西医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体系在头脑中的碰撞，是刘良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当时，一些同样接受过西医教育的同学，表示无法理解中医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显微镜能看得到的明明是细胞和组织，玄而又玄的阴阳五行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刘良回忆，初学中医，谈不上深入理解，但是他相信传承数千年的中医一定有其科学之处，绝不可抱着先入为主的态度轻易下结论。中医课本上的知识无法让自己“吃饱”，刘良便去图书馆翻出《黄帝内经》的原文来一遍遍品读，很快，他从古籍中领略到了中医的精妙。“从节选的课文中片面地理解中医是远远不够的，单单‘阴阳’二字就包含了丰富的古代哲学思想。学得越深入，越能够发现中医很早就有与现代医学相通的先进思想，对西医的了解也让我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医的优势所在。”刘良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一般不了解中医的人，会认为中医没有解剖一说，这实际上是误解，早在《黄帝内经》里就有关于解剖的明确记载。同样，西医传入中国后，很多重要器官名称的中文表达都沿用了中医脏腑的名称。如果我们以西医学‘心脏的功能指标’作为标准，去评价中医学‘心的功能描述’，显然不合逻辑。”因此，他认为，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下，科学评价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甚至会是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对与错。硕士研究生期间，刘良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著名中西医药结合研究专家王建华。他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了中医药治疗胃溃疡的课题研究，让刘良没想到的是，这成了他求学生涯的又一难题。“我们那时要做动物实验，我几乎每天都干到通宵，日日夜夜努力做了三个月，可实验最终还是失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刘良沮丧地拿着失败的实验结果找到导师王建华，可没想到，老师却笑着对他说：“很好。”他很不解，在他的追问下，老师说道：“科学研究就是这样，这次你了解了科研的不易，在今后的科学道路上，你面对任何失败都不会再气馁。同时，你也认识到了科研的严谨性，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即使成功了，也不要下太过于绝对的判断，十成的结论下七八成即可。”王建华的这番话成为了刘良此后几十年科研生涯的准则。“世界的大科学体系在不断向前，之前被判定找不到活性成分、没有药效的中药，随着科技的发展，又找到了大量治疗疾病的证据。所以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在科学研究上，都一定要时刻谨记给科学留有余地。”刘良说。正是在导师王建华的言传身教下，刘良教导自己的学生时，也很少批评，更多的是勉励。“教授总是告诉我们，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愉悦，要带着愉悦的心情做研究，尽管科研之路肯定有许多失败，但在一次次失败中总结经验直至成功，就能收获极大的愉悦。”刘良团队的助理教授潘胡丹告诉记者。“中西医应携手为患者建一座桥”2000年，刘良离开了学习工作22年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来到香港浸会大学担任中医药学院的“奠基院长”，从零开始开辟香港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天地。初来香港，有太多的“难”。在一无师资，二无教学设施，三无实习基地的情况下开办高等教育，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问题一个个摆在面前，便有人提出质疑：此时开办中医药高等教育是不是为时过早？而面对质疑，刘良的想法是，与其等不如干，“等待万事俱备再办学院，那要等到何时？我们就从每周开办讲座做起，一点一滴扩大影响力。”不仅如此，在临床方面，刘良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香港的执业中医师是不能开西药的，一开始只能‘硬着头皮’开方，这让我意识到了中医功底的重要性，中医用得好的关键，就是要对经典理论理解得透彻。”于是，一有闲暇时间，刘良便全心扑在研读中医经典和医案上，想尽办法提高纯中医治疗的疗效。面对一些需要接受西医治疗的危重患者，刘良也开始思考在香港推动中西医合作的构想。但面对根植于西方医学模式与思想的香港医学界，只有将中医中的“阴阳五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疗效数据，才可能得到认可。针对中药复方，刘良开展了一系列现代科学研究，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熬过最艰难的时期，2006年，刘良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转折。“那时香港医院管理局每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历来是邀请两位西医专家进行演讲。2006年，我作为中医专家首次接到了邀请。”刘良回忆，“我在演讲的结尾中说，在座各位都是香港医学界的骨干，我们中医和西医现在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去建造一座桥，一座中西医合作之桥。这座桥为谁而建？为我们的病人而建，因为我们所服务的病人需要西医，也需要中医。”语毕，全场掌声雷动。自那以后，香港逐渐出现了中医与西医一起会诊、治疗、探讨交流学术的场景。随着香港中医药教育的发展，香港执业中医师队伍也日渐壮大。“当然，中西医有效合作的基础来源于中医师对中医药疗效的底气和对整体治疗方案的把握，这往往对中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做到精准的辨证，还须了解西医的药理知识。”刘良表示，目前，中西医之间由理解到合作，再到实现学科及理论层面的逐步结合，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仍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传承与创新密不可分”“教授总对我们说，中医需要加强循证医学研究，但不能过分强调循证医学证据，中医药学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的，其疗效毋庸置疑，不能将循证医学证据作为唯一标准。”刘良的博士研究生郭斌说，团队成员虽然常年在实验室泡着，但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熟练掌握是基本功。2000年时，曾有香港记者提出尖锐的问题，“现在人类基因组序列图都快搞出来了，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医药，还能有生存空间吗？”刘良反问记者，难道将全香港的楼房数量统计出来，就能弄清楼与楼之间的关系吗？有了基因谱，不等于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问题就都解决了，基因与疾病之间的相互联系仍然是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传承数千年的中医药仍将为人类健康带来福祉。“曾有人问我，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哪个更重要？我认为，二者对于中医药而言密不可分。”刘良说，以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为例，如果把青蒿治疗疟疾这个传统经验丢掉了，就得不到青蒿素，如果不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进行分子结构修饰，也就得不到活性更强的双氢青蒿素。这是基于传统中医药经验发展现代创新医药的典范。当今，中医药在医疗保健中的价值和地位更加凸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为此，刘良在多个场合呼吁，“我们迫切需要构建以中医药为主体，运用现代医学等多学科技术方法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在守正传承的基础上，加强中医药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研究，实现中医药理论、临床和应用的多方面突破，使中医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融入世界‘大科学’体系之中，为全人类的健康服务。”他坚信，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文明和文化的中医药一定可以创造出世界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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