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出自传记录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来源： 北京晚报     2020年06月12日        版次： 25     作者：

▌陈梦溪

李银河五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人劝她写自传，她推脱说，等退休吧。退休后还是没有动笔。她的编辑又劝她，人老了身体状况不一样，心劲儿也不一样了，得趁早写。她还是拒绝，理由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值得自传。一天看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获救之舌》，李银河忽然觉得，自传不需要非得写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就写一个普通人一生的琐事，也是有价值的。于是她从出生写起，以普通人的视角，平淡的笔调写了《活过，爱过，写过》，将生活中的小事写得趣味盎然。

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北京，她的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从小她就住在东华门的一座四合院里，那是人民日报的员工宿舍。童年的记忆最深刻的，便是从南到北穿过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去父母单位看电影、洗澡。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李银河并不是她出生时候的名字，七岁之前她都叫“李三反”，因为1952年刚好赶上“三反”运动，许多父母都给孩子取这个名字。李是随母亲姓，她家中兄弟姐妹四人，两人随父姓，两人随母姓，可见父母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

李银河在娘娘庙上学前班时，头一回对自己的个性有了意识，联欢会上，她哆哆嗦嗦硬着头皮演出，就是因为害怕在公开场合演讲。后来她主动要求从北大调到社科院，也是因为不喜欢当老师讲课，更愿意埋头写东西，就连出书的发布会也不想演讲，只希望对谈，有人能一问一答地跟她聊天，这样才有兴趣往下聊。

王小波是李银河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她在自传中详细地记叙了与王小波的婚恋故事，从手抄小说《绿毛水怪》结缘，到热恋时情书互递，结婚后出国留学并借机穷游，再到回国共同生活，甜蜜浪漫、诙谐有趣，呈现了一个更加生活化的王小波和一对精神伴侣的日常生活。

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李银河，成长记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那一代人在物质和精神的沙漠里经受磨砺，认清了现实与自我。“目前，我已到耳顺之年，死神之钟时时在我耳边响起，就像一场比赛最后一圈裁判的提醒：你会死的，每个人都会很快死去。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不可避免的事都无能为力。”就像研究社会学一样，李银河对于生死问题也同样淡泊并乐观，余下的日子里，她想遵从内心的直觉，继续用生命追求快乐，这样“离世时才不会有丝毫遗憾”。

对话李银河：我是个不喜欢吵架的人

书乡：您的父母是在人民日报工作，您的个性比较像谁，父母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李银河：我的父母都属于三八式干部。他们当年都是1937年、1938年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吧，当时他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改善中国的状态。我觉得他们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的理想主义，去世后他们的遗体全都是捐献的，供科学研究用。我父亲是抱负比较大，情绪比较激烈，承受的挫折也比较大。我妈妈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她有一次看了电影《巴顿将军》就总是跟我讲：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我一直是挺认同妈妈这个观点的。妈妈还说：每个人一生，就做他自己能做的那点事儿就行了。她不像我父亲老想建功立业，我觉得这方面我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

书乡：您说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吵架的人，您是一个理性大于情感的人吗？面对无可避免的冲突，您第一反应是逃避吗？

李银河：确实是这样。我是一个特别不会当场跟对方激烈冲突，就那种你一句我一句的吵架。因为从小在家里从来没见过，所以一看到吵架，我的第一反应会是逃走。我是比较理性的人，比如说怕虫子、怕黑，这些我都不怕的。我应该说是一个理性大于感性的人。

书乡：您写您从小是个乖乖女，大队长，后来似乎每一次人生的重大选择都是世俗意义上的“叛逆”，这是为什么？您认为您是个极有主见的人吗？

李银河：我觉得其实“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对我影响比较大，要是照以前我的路数，就是从小学到中学上大学，然后找个工作，就会一直这样下去了。可是，在我14岁上完初一的时候，就发生“文革”了，然后整个中断学业，一切都靠你自己。如果你要是不看书，没有人逼你看书，你要是不学习，没有人逼你学习。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真的很大，比如说假如我喜欢文学的话，我会一直小学、中学、大学上文学系什么的，这一大套非常标准。可是中断学业以后，就是一切靠自己选，而且是凭自己兴趣。所以我看书就是这样，一本书我能看的下去我就看，看不下去就把它扔下，全凭兴趣。那么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想什么的，也非常自由，自己来想这件事儿是对是错，没有被灌输什么东西。这点对我的后来挺重要的，就是说一切要经过自己的思考，自己的选择，自己来想，独立的观察、独立的分析、独立的决定、独立的选择。

书乡：是什么原因让您多年来一直保有一颗童真的心？